卵巢癌晚期生不如死吗（卵巢癌晚期生不如死）

事实上，从1916年和1918年两度恢复议宪的情形来看，军阀对于制宪的干预是有限的，宪法审议也基本掌握在国会的手中。

[14]而作为常期奔走于中国农村的学者贺雪峰教授在对农地的性质、农民的类型、农民的欲求等根本问题的描述、体察与省思的基础上认为，作为耕者的农民，最为需要的是耕作方便，需要具有基础的农业生产条件。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以宪法为关键词搜索，到2011年12月30日，共有宪法学术论文61049篇，而研究发展中国家宪法的论文只有52篇，其中，有关印尼的4篇、泰国的21篇、越南的2篇、朝鲜的2篇、以色列的1篇、埃及的6篇、巴基斯坦的4篇、古巴的2篇、巴西的10篇。

也许最后的判定结论会有学术上的不同，但在判定时需要中国在场，不能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通过解释与甄别相关学术语词来获得结论。[34]那么，中国现在究竟处于一个怎样的时代，究竟是非常时刻还是平常时刻，是需要政治决断还是文本（规范）锤炼，就是一个不得不然的问题。），但法理学者比如周旺生教授已经对法的渊源与法的形式做出了相对严格的区分与解释（可参见周旺生、朱苏力主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法理学立法学法律社会学》，法的渊源与法的形式和分类类下的相关词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支持上述判断的实例众多，这里仅举一例加以佐证与说明。依照林来梵教授的判研与诊断，当今中国宪法学的研究存在着四大问题，分别是规范准据上的虚无主义、规范原理上的买办主义、研究目的的极端实用主义与研究意义的悲观主义。

然而，中国宪法学者在对重庆模式的讨论中却严重缺席。因此，这种比附与就是外部的、知识性的，而不是内在的、思想性的。本文前面提及的C·施密特就曾在其名着《宪法理论》（1928年）一书中，把宪法变动分为以下五种类型：第一，宪法的废弃（Verfassungsvernichtung），即既有的宪法的排除同时伴随着作为基础的宪法制定权力的取消，其典型的例子可见之于近代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当代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二，限制权力的手段是依靠民权，具体地说，主要就是开设国会，使立法权掌握在全国人民手中， 但当他在海外流亡日久，并对日本以及西方国家宪政成功的原因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之后，则以为当时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于民智未开，人民难以成为立宪主义的承担者。在19世纪70年代，清末的中国开展了洋务运动。宪法制定权力（constituent power），又被简称为制宪权，但它并非一种实在的权力。而至于第三种宪法，即语义宪法，它也可能在政治生活中得以适用，但往往仅作为掌握权力的一种宣言手段或点缀物。

在此意义上，我们重视规范宪法形成的条件，强调宪法制定权力的作用，欢呼中国的改革开放，而这本身也是现行宪法内在的一个基本原则。对于规范宪法的形成来说这就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历史准备，一种不能不加以完成的历史课题。

它虽然并未通过正式的程序去实现宪法规范的变动，但最终往往以宪法修改的形式使某些宪法条款的变更得到确认。K·罗文斯登还指出：有些国家的宪法之所以成为名义宪法，是由于社会经济诸条件尚未成熟，如缺少政治的教育和训练、不存在独立的中产阶级等原因使然。从整个宪法现象来看，似乎是本应服膺于宪法规范的那些对象在冲击着宪法规范，但从宪法规范的内面来看，正是因为自己属于一种非规范宪法的宪法规范，才致使它本身不得不被熟视无睹、忽略不计、乃至被轻而易举地冲破。如在魏玛宪法下，总结行使国家紧急权，其间，国民的基本权利的全部或一部分就一时得以停止。

对于这种冲突，我们可以通过宪法解释权的运用加以解决，当宪法解释权的运用达到极限时，才可采用宪法修改的方式，使社会基本的要求通过正常的宪法程序得到解决。然而，由于比较容易混入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所以其分类的客观性就可能聚讼纷纷，而依照这种分类方法的具体操作，就不得不需要周密的实证，为此，这种分类到底对考察现代宪法的功能具有多大裨益，便值得怀疑了。当然，急剧或频繁的宪法变动有可能危及实在的宪法规范（包括规范宪法的规范）所应具备的最低限度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为此，宪法解释就成为我们有必要加以重视的那种用以缓解宪法变动的缓冲手段。此后，宪法制定权力理论得到本世纪德国着名的宪法学家C·施密特（Carl Schmitt，1888-1985）的继承和发展，成为解读宪法规范的一个重要理论。

这种情形之下的宪法，就是规范宪法，它犹如一件合身的、并且经常被穿着的衣服。自70年代末以降，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向来一本正经的宪法学者们陷入一种困窘之中。

而反观当时的中国，官营企业、半官半民企业长期与外国资本，外国势力相互勾结共同排挤民营企业。上述的有关C·施密特的宪法变动形态的经典理论，尽管对宪法变动现象做出了相当精致的分析，但实际上，宪法变动的客观现象，远比他的理论更为错综复杂。

（2）规范宪法是一个国家作为产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独特现象，而未必是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的普遍产物。然而，事实上，毛泽东有关宪法、宪政的这个经典述，对当代中国宪法理论的影响却是相当深远而又广泛的。这是规范宪法形成之前所无法抗拒的宿命。韩大元的这种问题意识，与良性违宪论之间也同样具有某种暗通妙合之处。在这种情况之下，从先进国家输入的宪法规范自然不可能与权力过程的内在诉求达到完全的一致。易言之，也就是在一些例外的场合下，采取了不同于宪法某个条款举措，然而这又不影响到该条款在其他场合下的效力。

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16条宣称：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然而，既然规范宪法这种理想的宪法类型是在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进入一种共同栖息的状态之下出现的，那么，这种规范宪法的规范本身所具备的内在构成条件也就是至关重要的了。

良性违宪论的出现，先后引发了三个回合的争论。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仅就那句表述而言，毛泽东主要是侧重于宪政、宪法的政治内容，即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这种要素。

在这一点上，它毕竟超越了过去的各种形式主义意义上的分类方法。这里存在一个宪法规范的内面问题，即宪法规范的内在素质、内在机能的问题。

他的思想并没有充分地表达出当时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最根本的利益，尽管他也曾提出奖励资本的主张。如果机械地、教条地理解了毛泽东的那个经典表述，我们就往往可能忽略了宪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而去片面地、过分地强调其政治条件，以为只要革命的旗帜飘扬在敌对阶级的城堡上面之后，名符其实的宪法就会从天而降，宪政也会随之自然实现。它与上述的宪法的废弃一样，都是通过非合法的程序即通过暴力来夺取权力并排除既存宪法的，所不同的是宪法的废弃是通过革命，而宪法的排除则通过政变，其典型的例子是1799年拿破仑一世的政变和1851年拿破仑三世的政变。换言之，在宪法规定之中，包含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成了其核心的那种政治上的基本决定，另一部分则是为执行此决定而被制定出来的规定。

它表明：近代以来的中国宪政，不仅思想上曾经存在过偏向，而且在实践中也曾经准备不足。（三）由于宪法上的习惯而引起的变化，如在英国出现的、失去众议院的信任的国务大臣必须辞职的惯例，即属此情形。

这里无疑是宣明了宪政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接着，K·罗文斯登指出：宪法的规范性并非自我可以设立的，而是有赖于实践的验证。

毛泽东的这句话语含义之曲折、复杂，是颇堪玩味的。以至时至今日，强调国民性改造的论调，仍然不绝于其实，类似这种问题，既可以视为政治参加能力的问题，又可以纳入文化论的范畴。

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得到说明。而从自上而下这一方面来看，当时清朝政府派遣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并着手改革官制、设立资政院和咨议局以分别作为国会和地方议会的雏形。第二种则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所谓的规范让位于现实的结局，其表现形态往往是实在规范自身的变化，它照样亦可达致冲突在法律上的消解。要实现宪政主义，权力持有者和权力对象双方都有必要从那种专制主义统治技术的传统习惯中觉醒过来。

如果我们能辩证地解读近代这一概念的特定内涵，那么，这里所谓的宪法则基本上可以理解为K·罗文斯登所说的那种规范宪法。他的观点中，存在着某种强烈的问题意识，这就是：我国宪政历史的主要教训是轻视规范意识，片面地强调社会政治的必要性，有意或无意之中形成了轻视宪政的潜在意识，习惯于规范让位于现实。

然而，预备立宪时期，上下两股社会力量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具体准备呢？从自下而上这一方面看，立宪派忙于结社活动，主张开设国会、实现责任内阁制。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中国社会产业发展，那么，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曾经并且也正在继续冲击着中国现行的实在的宪法规范，然而正是这种作用力，在为将来中国规范宪法的形成和发展创造条件。

在此情形下，无可否认：任何违宪、合宪的清淡，都可能在理论宪法学的界面上沦为空论。本来，成文宪法的使命就是要制约权力，在宪法规范的框架内为现实社会的各种社会势力提供各种自由活动的可能性。